在古籍修復師李屹東和潘菲的帶領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七繞八繞才走到了隱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深處的古籍館文獻修復室。這是一個安靜的空間，說話都不自覺地降低音量。窗外，是北京冬季的陽光，室內，是年輕的修復師和他們手中有著千百年歷史的古籍。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有200余萬冊古籍，修復師不到20人，80后占到一半以上，最年輕的李屹東和潘菲都是1989年生人。修復師們在大學學的是化學、美術、歷史等各種專業，但一進到修復室，從和古籍打了個照面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有了共同的事業：我在國圖修古籍。 古籍修復第一課：打漿糊 修復室門口的地上，擺著一個有些歷史的漢白玉魚缸，游著幾尾紅色金魚。初次來的人都會夸一句，“養得真好”；李屹東則笑著說：“勤換魚就好了。” 李屹東本科學的是美術史，碩士學的是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對書畫修復算是有一些基礎。但每個年輕人進到修復室后，都要先上幾個月基礎課。 第一課，打漿糊。 “別看第一課，很難的，我練了幾個月，才基本學會。”李屹東說，漿糊分兩種，淀粉漿糊和面粉漿糊，前者多用于修書，后者多用于修畫。市面上賣的淀粉可能有添加的，修復師們不放心，所以，打漿糊用的淀粉是他們從面粉中手工提取出來的。 “先把面粉和面，然后水洗，洗掉的就是淀粉，洗剩下的那團特別有彈性的東西就是面筋。”說到面筋，李屹東也很有研究，“面筋先蒸，蒸完放冰箱里凍，凍完切片，和辣椒一起炒最好吃……”打淀粉漿糊的副產品——炒面筋，大概是專屬修復師們的特殊福利。 盡管淀粉漿糊步驟繁瑣，但真正考驗修復師打漿糊水平的還是面粉漿糊，要掌握面粉和水的比例、水的溫度、沖水的高度、時間、力度……最好的面粉漿糊應該微微發黃，拿碗一舀就是一坨，不會散，放涼水里一鎮就能用，總之，“比新東方學做菜難”。 漿糊很稠，李屹東這樣的年輕小伙兒都打得胳膊酸疼，但必須手工，不能用攪拌機。在修復室里，有很多工具都是“前輩修復師傳下來的”，比如，壓書的鉛砣、大理石磚，盡管有了電器設備，但機器始終沒有手的感覺，力量大小很難控制。 不過，年輕的修復師們并不排斥新科技，有好用的也絕對不放過。“比如，先進的紙張纖維分析系統能夠準確地檢測出原件和補紙的成分，對古籍修復就有很大的幫助。”李屹東說。 過敏是組病，手機貼膜是“組傳”秘技 潘菲畢業于金陵科技學院古籍修復專業，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統招的古籍修復專業。她干這一行，純屬各種機緣巧合。“小時候喜歡音樂，差點學作曲；又喜歡孩子，想學教育；給孩子畫墻畫時，覺得自己動手能力也比較強；高考看到這個專業，就報了，就錄取了，就來了，慢慢就喜歡上了”。 從不認識繁體字，到考試都得用繁體字答卷，潘菲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就泡在南京圖書館認字。基本功扎實的她，可以自豪地在同齡人李屹東面前宣布，“打漿糊，我上學的時候就會了”。 這兩年，潘菲參與了清乾隆藏書“天祿琳瑯”的修復，291部藏書，破損嚴重的有300多冊。“有一冊已經變成‘書磚’，都粘在一起，就要經過蒸、揭等步驟。”潘菲說，“過敏是組病。” 李屹東記得，自己上手的第一個任務是一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報紙合訂本——被水浸過，長了霉，一打開書，就能看見煙從書上升騰起來。李屹東戴著口罩捧著書，先把灰小心撣掉，再到室內水洗，前后半個月，才把書修好。 “還有的書，封底被老鼠咬過，封面有蟲子的尸體……古籍里什么臟東西、新奇的東西都有。我們基本都過敏，我手上就經常起皮。”李屹東說，而更讓人擔心的是一不小心，還可能誤除了關鍵性信息。 前段時間，李屹東修一本印譜，發現附頁上有一塊黑乎乎的東西，“還以為是番茄醬呢”。后來經過高倍放大鏡仔細看，發現是一枚海關燙印，上面還有出入境的字樣，這就透露了這本古籍的一個重要信息——海外回流。 李屹東參與修復過的最珍貴的古籍，是乾隆時期的《五百羅漢圖》孤拓，原石早已不存，拓片也只此一件。修復小組有十幾個人，年輕人就給老師傅打下手，20多米長的拓片鋪在地上，老少修復師跪成一排，全撅著屁股，足足修了一兩個月。 除了過敏這個職業病，潘菲透露，修復師們都會有一門頗為實用的技術——手機貼膜。“我們全都自己貼膜，如果干我們這行不會自己貼膜，那就太奇怪了！” 修一本古籍，與上一代修復師對話 潘菲在修書時，會和書先建立一種感情，“就像新認識一個人”；修完了，她甚至會輕輕打個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的古籍內容很有意思，潘菲會一邊修一邊看，她發現，有些事兒從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前兩天修《元版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還說“可謂失東隅收桑榆”。這讓潘菲頗有同感。 李屹東覺得，自己修書時是在和上一代修復師對話。“古代修復師也有不認真的。書頁上有破洞需要補紙，一般補上去的紙就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會不平整。但有的古人拿著一張大紙就糊上去了。”李屹東說，“我們最怕上一代修復師不講究，我們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復師罵。” 在過去，古籍修復有嚴格的師承關系，師父耳提面命，手藝代代相傳，每位修復師都能上溯到當年的某位修復大師。這種師徒制度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文獻修復室仍有儀式存在，每個年輕人進來，都會擇期舉行拜師儀式，指定一位師父。不過，給師父端茶倒水的舊式師徒關系已經消失了，主要是技術和經驗指導；在將來，學校體系教學或將慢慢成為主流。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陳紅彥說：“修復師以前一直被當成工人，不受重視，評職稱難度大，所以造成很多人才流失。現在不同了，年輕人都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大部分擁有碩士學歷，他們一方面跟師傅學，一方面把自己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用到工作中，比如用顯微鏡分析紙張纖維，用化學分析看顏料成分，這是以前做不到的，這是年輕人的優勢。” 在2006年有一個說法，全國當時約有1000萬冊古籍，修復師約有100人，按這樣的情況，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所有的古籍修一輪。但書不斷修，不斷又有損壞，這個事兒永遠完不了。 “來這兒是一件幸運的事。”李屹東說，“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里講到，復制可以做到和原物一樣，但缺少靈氣兒，當你觸摸到實物，紙張的纖維、粗糙，墨是浮在上面還是沉在下面，直接和你肌膚相親，這是復制品無法企及的。有形的東西，你永遠不知道它將來的價值在哪里，一定要好好保護。” 李屹東小時候想當一個藝術家，藝術家要創新，但現在修古籍不能創新，“你在古籍上創新就是破壞文物”。那會遺憾嗎？“不遺憾，我能把祖宗傳下來的東西保護好就已經很成功了。” 我們都是普通人，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 《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的走紅，也波及了“我在國圖修古籍”的修復師們，這間修復室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但顯然，人們對這個職業的了解還停留在好奇心的階段。 每當親朋好友問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屹東就答，“修書的”；如果再問，“到底怎么弄呢”，答，“就是粘吧粘吧”。 潘菲笑著說，自己是“搞古籍”的，而爸媽是“搞航天”的，雙方處于一種“誰也不懂誰的友好狀態”。有一次帶媽媽去博物館看展覽，潘菲講解，“裱畫的時候要把畫噴濕”，媽媽當時就震驚了。 工作之余，潘菲在每周的兩個晚上，都會參加合唱團的排練。團里成員有金融行業、醫生、老師、公務員……干什么的都有。“很多人認為，你干古籍修復，是不是都‘那樣’，但其實我們都是普通人，工作和生活是兩回事。同事們有各種愛好，越劇、合唱、鋼琴、古琴、繪畫、足球……” 有時候，李屹東也覺得自己和時代有一些脫節。“和大學同學吃飯，人家都在講創業，什么P2P，C2C，O2O，我聽得云里霧里。時代進步挺快的，我們仍然在和最古老的東西天天打交道。”李屹東說，“但北京就這點兒好，圈子很多，總有一個適合我。” 李屹東住在北京大興區，每天上班單程地鐵需要50分鐘。在地鐵上，他最常做的事兒就是看手機，“工作時看紙質書夠多了，其他時間就看點兒手機吧，別被時代拋棄了”，但看到和古籍相關的內容，還是會格外關注。 李屹東說：“現在把做修復的都抬得跟世外高人似的，其實就是工作。只是人們太長時間沒有接觸這個職業，就給它貼上了虛幻的標簽，非得和匠人精神聯系在一起。其實哪行哪業不都得有匠人精神，敬業而已。” 在這間安靜的文獻修復室，除了古籍，年輕人們也經常討論房價漲了跌了，炒面筋又有什么新的做法，話題充滿了柴米油鹽的煙火氣。如果你有志于從事此業，潘菲還透露了一個好消息：“好多人說我們組的人長得年輕，大概是因為修身養性吧。” | 
